匈奴占领河套之地,那秦取河南地是收复

匈奴侵占了秦的河南地，秦朝对匈奴的战争是反击侵略的正义战争。“胡人和匈奴早就同中原的华夏族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但战国以来，他们趁内地不断纷争之际，不断侵扰边境。秦代北方河套地区就被匈奴占去，对秦的后方造成了极大威胁。

对于匈奴族的起源地，学术界目前尚未取得一致的结论。主要观点集中在原苏联学者认为的蒙古东部和外贝加尔湖地区和我国部分学者认为的内蒙古西部主要是鄂尔多斯和阴山南麓地区，也就是秦汉时期所谓的“河南地”。“河南地”即今鄂尔多斯地区。“历史上，鄂尔多斯地区甚至整个长城地带，一直处于旱地农业和畜牧业两种经济交错分布的状态，正是由于它处于复杂的地理环境和特殊的生态过渡地带，其气候、植被的过渡性和不稳定性特征直接制约着生产活动、经济结构及其发展水平。当气候温暖适宜、雨量充沛时，农业经济发展；当气候恶化，气温急剧下降时，森林草原向灌木草原转变，农业衰退或南移。……畜牧业经济形态就是在这样的生态背景下显示出它顽强的生命力和优越性，从而被北方民族的先民们所选择的。”

不管“河南地”是不是匈奴的发祥地，但自春秋战国以来，这里就是林胡、楼烦共有的游牧之地，当是没有疑问的。这一点也得到了考古资料的充分证明。乌恩岳斯图认为：“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北方居住着许多互不同属的游牧部落。文献记载中经常提到的林胡、楼烦、义渠、北狄等，就是活动在阴山、鄂尔多斯及其邻近的陇山地区。目前，在上述这一地域内发现了相当于东周时期的少数民族文化遗存。其中分布于阴山一带即以岱海周围为中心的毛庆沟文化，代表性墓地有凉城毛庆沟、崞县窑子、饮牛沟、前德胜、忻州窑子和小双古城、和林格尔县范家窑子和店子乡、兴和县沟里头、土默特水涧沟门等墓地。分布于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的桃红巴拉文化，代表性墓地和窖藏有杭锦旗桃红巴拉和阿鲁柴登、准格尔旗瓦尔吐沟、速机沟、玉隆太、宝亥社和西沟畔、伊金霍洛旗明安木独和石灰沟、东胜碾房渠，乌拉特中后联合旗呼鲁斯太、包头市西园、神木县纳林高兔和李家畔等墓地和窖藏。

墓葬中，分布于岱海周围的墓地可能属于文献记载中的楼烦部落，分布于鄂尔多斯地区的墓葬当属林胡部落。”桃红巴拉文化以内蒙古鄂尔多斯杭锦旗桃红巴拉墓地的发掘而得名，文化遗存以墓葬为主，集中分布于黄河河套内的鄂尔多斯高原，向北越过黄河达阴山南麓，墓葬的年代约为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晚期（约公元前７－前３世纪）。“桃红巴拉的居民以畜牧业为主，过着游牧的生活。迄今为止，没有发现任何与农耕有关的文化遗存，也未发现与定居有关的居住址及城址。墓内普遍殉牲，主要是马、牛、羊的头和蹄。可见殉牲的数量相当可观，说明畜牧业已发展到相当的程度。墓内未见定居与农耕有关的猪的遗骸，这也进一步说明桃红巴拉文化的居民从事畜牧业。该文化的墓葬都很分散，迄今尚未发现集中的墓地。另外，该文化的制陶业很不发达，无论出土数量还是种类都非常少，只有桃红巴拉、宝亥社等墓地发现少量陶罐，烧制也很粗糙。上述这些发现，充分反映出桃红巴拉文化完全具备了典型草原游牧的特点。

以上考古资料充分证明，以鄂尔多斯地区为中心的“河南地”，自春秋战国时期就是游牧民族生活的地区。近年来，许多学者认为这里应该是中国专业化游牧业的发源之地。战国时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时期，对这里进行战争和征服，但受国力局限，赵国并没能长期实际控制这一地区，反而促使林胡、楼烦投入到匈奴联盟之中，这里也自然成为匈奴联盟活动的重要地区。匈奴的第一个单于是头曼单于，根据陈序经的研究，头曼单于在位的时间约为４０年，与秦始皇在位的时间大致相同。

战国末期，头曼单于无疑是控制鄂尔多斯地区的。《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匈奴单于曰头曼，头曼不胜秦，北徙。”

这些记载说明，“河南地”本为匈奴人所控制，后来才被秦朝占领。头曼单于的北徙，也就是从原来占据的“河南地”向北迁徙。秦朝夺取“河南地”后，称这里为“新秦”。“新秦”的基本含义就是新征服的秦地，也就是说，原本这里不归秦朝所有，秦朝是通过征服才夺取这里的。司马迁也认为，冒顿单于强盛时，“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可见是蒙恬夺取了匈奴的河南地，而不是匈奴侵占了秦朝的河南地，冒顿单于对“河南地”是“复收”。

汉武帝时期的大行令王恢曾经指出：“及后蒙恬为秦侵胡，辟数千里，以河为竟，累石为城，树榆为塞，匈奴不敢饮马于河，置烽燧然后敢牧马。”《韩安国传》王恢专门负责西汉的少数民族事务，对秦朝的北方疆域应该十分清楚，他明确指出是秦侵胡，并开拓了数千里的领土，当然是符合实际的可信结论。无论从考古发现，还是文献记载来看，以鄂尔多斯地区为中心的“河南地”，早在秦朝之前就是匈奴等游牧民族的游牧地了。因此，把秦朝对匈奴的战争说成是反击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