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大约在天顺年间（—）开始有规模地进入河套，到嘉靖二十七年（）明朝放弃收复河套，蒙古人牢固地占据此地，前后近百年。从明朝方面来说，不可丢失河套的理由比较简单，他们认为河套本为明朝所属，蒙古进占河套则对明朝北部防线造成极大的威胁。从蒙古方面来说，他们为什么要花费如此大的气力、如此长的时间，必欲取得河套而后快？其原因则较为复杂。下面就这一问题试作分析。需要农业经济的支持是蒙古进入河套的根本原因气候、地理环境的变化，对人类的生存发展有极大的影响，在古代尤其如此。上古时期，蒙古高原上的居民由于气候、地理的原因，逐渐放弃了农业，发展畜牧业，约在公元前八世纪，他们最终成为“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的游牧民族。游牧民族从事的畜牧经济，具有产品的单一性和难以抵御自然灾害的脆弱性，需要同南面的农业经济建立密切的联系，以解决自身的困难。南北不同经济文化的分界线，大体以阴山为界，阴山以南为农业经济文化、阴山以北为游牧经济文化。气候温和，降水充沛，土地肥沃等自然条件所形成的农业经济文化具有稳定性及聚居性，多元经济可以自给自足，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因此，中原农业汉族所创造出的较高的物质文明，对游牧民族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千百年间，出于生计和本民族发展的需要，北方民族或是瞩目于南方，同农业民族进行物质交换扩大经济往来，或是在不能通过和平方式进行经济交往时，南下掳掠其所需。亦邻真先生认为：“北方民族连续不断地靠近和进入内地，是内蒙古高原两千年来的规律性历史现象。九世纪以前是南迁运动，即离开故土，迁入内地。十世纪以后是南进运动，即以故土为基地，部分或全部占领内地，把两者联结在一起。”是对北方民族同内地关系的科学解释。明时期，蒙古和明朝再现着这种规律性的历史现象。丧失了对内地的统治，退居草原的蒙古族，又回到了单一、脆弱的游牧经济。“北虏散处漠北，人不耕织，地无他产。虏中锅釜针线之日用，须藉中国铸造。紬锻绢布之色衣，惟恃抢掠”，“不能不资中国以为用”。在不能够从明朝以和平贸易方式取得所需物资的情况下，蒙古人的生活陷入极大的困难之中。例如，他们缺乏布帛绢锻，“衣用全无，链裘不奈夏热”；又如，他们缺少铁锅，“生锅破坏，百计补漏之，不得已至以皮忙水煮肉为食”。类似的记载史不绝书，以至于明人也于心不忍，“其瘦饿之形，穷困之态，边人共怜之”。退居草原的蒙古人不可能向更为寒冷的北方发展以解决自己的困难，向西发展又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他们只能同先前的游牧民族一样，继续南向——向明朝索求。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他们不断地与明朝争夺边境地带，尽管明太祖、明成祖曾大力对蒙古用兵，甚至“五出三犁”，但最终既无法使蒙古降服，而且在蒙古武力的压迫下边防线一缩再缩，至明中叶不得不退守明长城一线，形成明蒙南北对峙的局面。其中河套就是蒙古极力向南扩展的一个重要地区，那里有丰美的水草，天然的盐池，气候适宜，宜农宜牧。占据河套，扩大了畜牧生产所需的草场，同时进可从批邻的明朝掠夺生活资料，退可守保存战斗实力。明北部防线南移是蒙古进入河套的前提明初，在明军的强大攻势下，蒙古势力步步北退，明朝得以在漠南地区较为靠近北部的地方设置卫所，驻扎军队，希望以此作为对蒙古旳防线。如洪武十三年（）设大宁府（今内蒙古宁城县大明镇），二十八年（）废府置卫，又在其附近置大宁左、右、中、前、后五卫，北平行都指挥使司与大宁卫同城；洪武二年（）设幵平卫（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并于其附近设开平左、右、中、前、后屯五卫；洪武四年（）设东胜卫（今内蒙古托克克县），同时于其附近设失宝赤、五花城、斡鲁忽奴、燕只、瓷吉刺五个千户所，二十八年（）又置东胜左、右、中、前、后五卫；洪武三年（）设宁夏府，二十六年（）废府置卫。明太祖朱元障还分封诸子镇守北疆，封肃王于甘州，庆王于宁夏，代王于大同，谷王于宣府，宁王于大宁，辽王于广宁，燕王于北平。当时的明朝北部边防形势正如魏焕所言：“我国朝扫除夷虔，恢复中原。复申命致讨，以靖边宇，一时虏酋远遁穷荒，仅存喘息。于是设东胜城于三降城之东，与三降城并，东联开平、独石、大宁、幵元，西联贺兰山、甘肃北山，通为一边，地势直则近而易守。”东胜卫西控河套，与宁夏卫遥相呼应，河套当然处于明朝的有效控制之下。永乐年间（—），成祖为了打击蒙古，曾五次亲征，但最终仍未能取得彻底的胜利。蒙古的势力则不断南下，使明朝难以维持既有防线，不得不将防线南移。至宣德年间（一），明朝国力不继，更“不复有出塞之师”。永乐元年（）徙宁王于南昌（今属江西），北平行都指挥使司内迁到保定（今属河北），大宁卫遂废；永乐元年，废幵平左、右、前、后四屯卫，开平中屯卫徙治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县），宣德五年（），迁开平卫于独石堡（今河北赤城县独石口镇）；永乐元年，徙东胜左卫于北直卢龙县（今属河北），右卫于北直遵化县（今属河北），另于怀仁（今属山西）等处置东胜中、前、后三千户所，东胜卫城遂虚。同时内徙的卫所还有玉林卫（原在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新店子乡榆林城）、云川卫（原在今和林格尔县大红城乡）、镇虏卫（原在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黑城）、宣德卫（原在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县麦胡图乡游泥滩城）。面对北部防线节节后退的局面，不断有人呼吁恢复已经废弃的卫所，明朝也确曾为此做了很大努力，但始终收效甚微。蒙古人频频南下，占据了大片明朝属地。其中突出之例，如，明所设羁縻卫所蒙古朵颜、泰宁、福余等兀良哈三卫，原居地分别远在今呼伦贝尔市掉尔河流域、兴安盟挑儿河流域、齐齐哈尔以东乌裕尔河流域，后随着明成祖放弃大宁，逐步向南进入以大宁为中心的地区，与明为邻。爪统年间，瓦剌部也先统一蒙古，与明贸易频繁，在明朝未能满足他扩大贸易的要求时，于正统十四年（）进攻大同，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俘获明英宗，大同以北之地已然是蒙古的地盘。此后明朝陆续沿新的防线修筑边墙，造就了今天依然清晰可见的横亘东西的万里长城。河套地区逐渐落入蒙古之手的局面，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出现的。明前期，明朝在河套东北角隔河置东胜卫，在河套西隔河置宁夏卫，二卫声势相联，意在以黄河为限防御蒙古。而在河套内明朝只在靠南之地设立了绥德卫（今陕西续德县）、榆林千户所（今陕西榆林市），卫所以北的黄河南、东、西三面广大地区（与今鄂尔多斯市地区大体相当），概无任何设置。及至大宁、开平内徙，东胜卫废弃，河套自然难保，明臣杨一清说：“今河套即周朔方，汉定襄，赫连勃勃统万城也。唐张仁愿筑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所，突厥不敢逾山牧马。古之举大事者，未尝不劳于先，逸于后。夫受降据三面险，当千里之蔽。国初舍受降而卫东胜，已失一面之险。其后又缀东胜以就延绥，则以一面而遮千余里之冲，遂使河套沃壤弃为寇巢穴。”为中肯之言。总之，明朝的北部边防全面南移，蒙古步步南下，明蒙以长城为线南北对峙，是蒙古入居河套的前提。相信成吉思汗的传说是蒙古进入河套的民族内部原因如前所述，蒙古人入居河套，有生活上需要农业经济支持的原因和军事上逐渐取得漠南土地的基础，除此之外，我认为还有一个蒙古民族内部的因素，即蒙古人相信成吉思汗曾表示愿在河套之地安度晚年的传说，所以他们一定要在这里建立祭祀成吉思汗之所，为此不惜花费极大的时间和精力从明朝手中夺取河套。这样一个原因，汉文史料当然没有记载，蒙古文史料虽然没有直接说出，但可以根据相关记载和具体史实作合理的推测。据《蒙古黄金史纲》记载，年成吉思汗最后一次征讨西夏，途经河套，对这里大加赞美：主圣望见穆纳山嘴，降旨道：“丧乱之世，可以隐遁；太平之世，可以驻牧。当在此猎捕废鹿，以游豫晚年。”穆纳山，明代汉籍又作母纳山，即今乌拉特前旗境内的乌拉山，在河套地区。年，成吉思汗死于征西夏过程中，其遗体归葬漠北不儿罕山。当灵车“行至穆纳之泥悼处，輾车（即灵车）之毂陷住，深达福轴移动不得，套上各色牲畜都拽不出”，雪你惕的吉鲁格台把阿秀儿作了祷告之后，“于是輾车徐动，众庶欢欣”。深陷车轮的穆纳地方，成为蒙古人崇敬之地：因为主圣途经此地之时，表示过赞美与欣赏，所以贛车深没轮轂；据说，向众臣庶降下了疑似之诏，把身穿的衫子、居住的房子和一只袜子，留在那里。《蒙古源流》的记载与《黄金史纲》的记载类似，也说当成吉思汗征西夏途经穆纳山时，“降旨云：此乃废国当隐避，太平当优游，宜猎捕糜鹿，以为老人休息之地”。成吉思汗死后，运送其遗体的灵车“行至穆纳之淖泥处所，车轮挺然不动，虽将五色人等之马驾挽，亦不能动”，经祷告后，“辇车因徐徐转动，于是群下咸感戴称奇，遂至所卜久安之地”。从此，穆纳山所在的河套之地，作为成吉思汗生前曾经赞美过、并希望在这里安度晚年的地方，深深地留在蒙古人的印象中。我以为，尽管上述记载可能只是历史传说，但却成为了蒙古人的牢固的集体记忆，元以后祭祀成吉思汗之所的“八白室”必须确定在河套地方，应当就是这个集体记忆的反映。所谓的传说，实际上是史实，有先例可证。成吉思汗死后归葬之地漠北不儿罕山，就是成吉思汗生前指定的。拉施特《史集》记载了这样一个传说：蒙古有一座名叫不儿罕，合勒敦的大山……成吉思汗将那里选做自己的坎墓地，他降旨道：“我和我的兀鲁黑的坟墓就在这里！”……有这样一件事情：有一次成吉思汗出去打猎，有个地方长着一颗孤树。他在树下下了马，在那里心情喜悦。他遂说道：‘‘这个地方做我的墓地倒挺合适！在这里做上个记号吧”（成古思汗死后）举哀时，当时听他说过这话的人，重复了他所说的话。诸王和异密们遂按照他的命令选定了那个地方。不儿罕山（今蒙古国肯特山）地区的成吉思汗葬地，《元史》作“起辇谷”。尽管后人另有成吉思汗葬于新疆阿勒泰、葬于鄂尔多斯、葬于六盘山等不同说法，但都于史无证，完全不能得到认同。至今学界关于成吉思汗及蒙元历代帝王均葬于起辇谷这一研究成果，仍是史实确凿、无法撼动的定论。由此可见，对于蒙古人的传说，决不能简单地以“无稽之传闻”而漠然视之。一个不争的史实是，从明中叶开始，蒙古人同明朝展开了对河套地区的激烈争夺，最终祭祀成吉思汗的“八白室”确实落脚到了河套地方。我们先来回顾蒙元时期在漠北的成吉思汗祭祀情况。成吉思汗去世后，对他的祭祀立即展开，祭祀活动在成吉思汗的位于漠北的四大幹耳朵里举行。《史集》载：成吉思汗四大幹耳朵，每个斡耳朵都为死者举哀一天。计闻传到远近地区上时，后妃、诸王宾士多日从四面八方来到那里哀缚死者。由于某些部落那里很远，大约过去三个月，他们还陆续来到那里哀悼死者。成吉思汗的幹耳朵自始即是漠北祭祀成吉思汗的地方，这个地方在《元朝秘史》里被称作“幹儿朵思”。成吉思汗的幹耳朵的地理位置与成吉思汗的葬地起辇谷相去不远，看守起辇谷（禁地）的是兀良哈千户：在成吉思汗时，有一个出自这个部落（即兀良哈部落）的异密，名叫兀答赤，是左翼千夫长。后来，他同他的千户一起，受命守护不儿罕合勒敦地方的成吉思汁的大忽鲁黑（禁地）。管理成吉思汗轉耳朵、负责成吉思汗祭祀、守护起辇谷的蒙古宗王，最初是继承了父亲大部分家业的成吉思汗幼子拖雷，后来由忽必烈之孙甘麻剌负责。至元二十九年，甘麻剌由梁王“改封晋王，移镇北边，统领太祖四大斡耳朵及军马、达达国土……”。《史集》对此事的记载则更为详尽：他（忽必烈之孙、元成宗铁穆耳）把父亲遗留下的一整份财产授予了自己的长兄甘麻剌，把他派到了境内有成吉思汗的禹儿悔和斡耳朵的哈剌和林去……哈剌和林以迄于乞儿吉思边境的诸地区和名为不儿罕合勒敦的成吉思汗的伟大禁地，全由他掌管，并由他守护着照旧在那里的成吉思汗的诸大斡耳朵……谁也不许到那里，因为附近有禁地。他制成了他们已故祖先们的像；那里经常都在焚香致祭。大德六年（），甘麻剌去世，其子也孙铁木儿袭封晋王，“仍镇北边”，继续行使晋王职责，直到至治三年（）元英宗被試，也孙铁木儿继承皇帝（泰定帝）。有元一代，皇帝坐镇大都（北京），晋王则镇守蒙古本土，守护成吉思汗四大幹耳朵，并掌管成吉思汗祭祀之事。到明代，沿续四大幹耳朵—名的“鄂尔多斯”部，驻牧于河套之地，守护祭祀成吉思汗的“八白室”，而鄂尔多斯部部主的称号“济农”又直接来源于元代的“晋王”。这一定不是历史的简单巧合，而是有着前后继承关系的。这个关系应当是：由祭祀成吉思汗的四大幹耳朵到明代演变为祭祀成吉思汗的“八白室”，八白室所在部落因此被称作“鄂尔多斯”；由掌管成吉思汗祭祀的晋王”，因连读而成为蒙古语词“济农”原成吉思汗的祭祀地在漠北，因为蒙古人相信成吉思汗愿在河套安度晚年的传说，所以到明代迁徙到了河套地区，鄂尔多斯部及其首领济农也必然驻牧于此。如果这个推断不错，那么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理解蒙古人为何极力向明朝争夺河套，一定要将成吉思汗祭祀之地安置在这里；同时，因为蒙古大汗的继承与成吉思汗祭祀密切相关，也就可以进一步理解为何诸多蒙古上层首领频频出现在河套，在这里上演了一幕幕权力争夺的历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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