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介生,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访问学者,兼任《历史地理研究》编委、中国古都学会理事、复旦大学历史学位分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年9月起担任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暨山西大学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等十余项,已有《山西移民史》《历史民族地理》《中国移民史》(第7卷)《江南景观史》等数十部著作出版。从魏晋到隋唐时代,并州晋阳地区的境况发生了天翻地覆般的变化。北朝后期古都晋阳的崛起与尔朱氏家族的经营以及北齐政权的发展关系密切,而尔朱氏家族与北齐政权的崛起,又与北魏后期“六镇反叛”所造成的政治危机分不开。出身于忻代地区的尔朱氏集团以及后来高氏北齐政权在镇压“六镇反叛”过程中积聚了力量,开始以晋阳地区为基地,进一步主宰朝政,笔者称之为“晋阳集团”,正好与著名历史学者陈寅恪先生所提出的“关陇集团”相对应。北齐开创者高欢击败了尔朱氏家族势力,创建了北齐政权,并且仍将其政治中心定在了晋阳。而与平城、洛阳、邺城等几大都城相对比,晋阳之地确实占据着独特的区位优势,其最终成为唐朝的“北都”,并不单纯是人为选择的结果。六镇反叛天下大乱现代学术界对于北魏后期的历史变迁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北魏后期的政治矛盾以所谓“六镇起义”为导火线,突出地反映在以首都洛阳为中心的中央朝廷与北方边陲六镇军事集团之间的对抗与不和谐上。通常认为:一方面,北魏孝文帝迁都改制,全面接受华夏汉族文化,激化了中央朝廷与鲜卑族贵族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以六镇为代表的边镇军事集团在后来的政治变革中受到了忽视,心中不满。最终导致边镇变乱蜂起,北方地区动荡,北魏覆亡,东、西魏分裂,北齐、北周取而代之。▲天龙山石窟始凿于北魏,其后东魏、北齐、隋、唐历代开凿,现存二十五窟,分列于东西两峰山崖间。在我看来,北魏迁都洛阳之后的变化,不能简单归因于统治阶层的内部斗争或北方“六镇起义”,还必须联系当时客观的地理形势及其影响。常言道:“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北魏迁都洛阳之后,直接改变了北魏前期所形成的政治及军事地理格局与边防形势,而这种政治、军事地理及边防格局的改变影响巨大。一方面,冲击并严重削弱了北魏原有的军事防御体系与防御能力;另一方面,也大大激化了其军人集团与中央官府文人集团之间的矛盾,由此产生的内忧外患严重损害了北魏王朝的政治基础,对于北魏后期的政治与社会形势变化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在北魏政治与军事历史的研究中,研究者不能因为北魏后期六镇的变乱,而否认“六镇”在军事防御体系的重要作用,以及军人集团在北魏边防体系中的地位与重大贡献;也不能将北魏后期的覆亡简单归结于“六镇”军人集团的操弄。因此,理解北魏“六镇”问题在北朝前期与后期的不同地位与影响,是理解北魏覆亡问题的一大关键,也是理解北朝后期“晋阳集团”出现乃至山西地位崛起的关键。北魏正光末年,北边军镇地区出现反叛浪潮。广阳王元深曾经奉命北上,进行弹压。他本人在上表中将北方六镇地区积弊难返的情况作了最详尽的说明。迁都洛阳之前,北方六镇声名显赫。北魏前期曾大搞边防,许多名门望族后裔及豪杰之士汇集于此,人称为“官至便登”之地,富有雄心壮志的人士都纷纷来到六镇,希望一展抱负,光宗耀祖。但是,在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全面推行汉化。又是改汉姓,又是禁“北语(主要指鲜卑话)”,舞文弄墨的人(即文人)大受青睐,而六镇的武士们似乎被人淡忘了。“一迁定终身”,再想要离开边塞,绝非轻而易举。镇将们得不到升迁,便把怨气撒到下属身上,大肆贪污,胡作非为,下层军士犹如置身苦海,度日如年。同时北魏中央正规军队孱弱,受到了北镇军人的轻视。(参见《魏书》卷十八《广阳王元深传》)然而,北魏末年的朝政糜烂,却让六镇人士看到了改变自己命运的希望。北齐王朝的创立者高欢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证。高欢,字贺六浑,渤海蓨(治今河北景县)人。他的六世祖高隐曾任玄菟郡太守,而其五世祖高庆、四世祖高泰、三世祖高湖都曾在慕容鲜卑政权里任职。慕容后燕失败后,高湖率众归于北魏,曾任右将军之职。高湖之子高谧后因犯法,被发配到怀朔镇(治今内蒙古固阳县西南),怀朔镇为北方六镇之一,高欢就出生于白道南。白道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北。根据文献记载:“神武既累世北边,故习其俗,遂同鲜卑。”经过反复迁徙,高欢一家虽然原居于中原,但至北镇后已经完全鲜卑化了。高欢曾经担任函使六年,经常往来于怀朔镇与洛阳之间,对于北魏后期首都洛阳一带的情况有着相当深刻的认识。一次,平素节俭的高欢从洛阳回来后,一反常态,倾其所有,款待宾朋。亲朋不免大为吃惊。高欢解释道:“吾至洛阳,宿卫羽林相率焚领军张彝宅,朝廷惧其乱而不问。为政若此,事可知也。财物岂可常守邪?”“自是乃有澄清天下之志。”(《北齐书》卷一《神武帝纪上》)积重难返的社会矛盾,最终在“六镇反叛”的硝烟中释放出来,边镇军民也因此四散溃逃,各奔东西。北魏孝昌元年(),柔玄镇将杜洛周在上谷反叛,早有心理准备的高欢与他的“同志们”马不停蹄地寻找飞黄腾达的地方。他们先是投奔杜洛周,后来又依附葛荣,最后才归到了一代枭雄尔朱荣的麾下,成为尔朱荣的得力干将。由此可见,高欢家族的迁徙经历与高欢等人在“六镇起义”后的活动是极具代表性的,其实这也是大部分六镇人士的生活轨迹的变化,以及在变乱情况下寻求生存与发展的路线。并州及晋阳地区也正是在人们的往复选择中迎来了发展的机遇。晋阳集团因势崛起在边镇起事及平叛过程中,崛起于忻代地区的尔朱荣集团曾经强盛一时,十分引人注目。北魏时期,并州以北地区的游牧文明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与影响,而尔朱氏家族就是游牧部落出身。北魏正光年间,尔朱荣部落的命运迎来重大转折。“正光中,四方兵起,遂散畜牧,招合义勇,给其衣马。”至此,身为游牧部落的尔朱氏家族加入了北魏末年的政治纷争。秀容川逼近北方边镇地区,在平叛作战过程中,尔朱荣的势力借机发展,逐渐强盛起来,后占据肆州(治今忻州市西北),成为一方霸主。“自是,(尔朱)荣兵威渐盛,朝廷亦不能罪责也。”尔朱部族将并州中北部地区作为自己势力范围,养精蓄锐。在平定鲜于修礼之乱后,尔朱荣权力趋于鼎盛,“复进号征东将军、右卫将军、假车骑将军,都督并、肆、汾、广、恒、云六州诸军事,进为大都督,加金紫光禄大夫。”在当时天下纷乱中,尔朱荣十分注重维护自己的势力范围。“于是(尔朱)荣遂严勒部曲,广召义勇,北捍马邑,东塞井陉。”(以上引文均见《魏书》卷七四《尔朱荣传》)北魏肃宗驾崩,给了尔朱荣直接干预朝政的借口,其带兵南下,攻入洛阳,制造了“河阴之变”的惨剧。其后,尔朱荣的政治中心地就是晋阳,被封“太原王”(参见《魏书》卷十《孝庄帝纪》)。其亲信、家族势力也广布于并州及朝廷之内。与此同时,随着大批六镇人士聚集于并州,由我提出的“晋阳集团”已规模初就。“时(尔朱)天光控关右,(尔朱)仲远在大梁,(尔朱)兆据并州,(尔朱)世隆居京邑,各自专恣,权强莫比焉。”(《魏书》卷七五《尔朱仲远传》)根据《魏书》各传记的记载可知:尔朱文畅封为昌乐郡王、肆州刺史;尔朱兆先后为建兴(治今山西阳城县西北,后改建州)太守、汾州刺史、并州刺史;尔朱智虎为肆州刺史;尔朱彦伯为博陵郡王、司徒;尔朱仲远为建州刺史、徐州刺史;尔朱世隆为肆州大中正、相州刺史、尚书令、乐平郡王等;尔朱度律为安北将军、朔州(治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刺史、常山王。尔朱天光为肆州刺史、北秀容第一酋长、雍州刺史等。北魏王朝覆亡之际,根基于忻代地区的尔朱家族首先崛起,并州晋阳地区也由此成为尔朱氏家族的政治中心。我以为:尔朱氏家族在山西中北部地区的崛起,是北朝后期山西地区区位价值的重要体现。尔朱氏家族“独霸天下”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很长时间。在尔朱荣被杀之后,尔朱氏势力也濒于土崩瓦解。但是,其奠定的基础,为高氏北齐政权的发展与稳固起到了十分关键的支撑作用。曾在尔朱荣手下担任晋州(治今山西临汾市)刺史的大将高欢自编自演的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就是逼走孝武帝,别立傀儡皇帝,将享国百余年的北魏王朝分裂为东、西两个部分,史称东魏、西魏。必须强调的是,在尔朱氏及北齐崛起的过程中,六镇势力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尔朱荣最大的“功绩”,在于平定葛荣等六镇起义力量,而六镇残余部众问题在短时间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六镇反叛之后,大批饥民南奔,并州及晋阳地区早已成为重要的流民或难民集散之地之一。一方面,并州之地道里邻近,相对安静,另一方面则是尔朱荣等人有意招徕,以借机加强自身的力量。因此,大批将领及难民归附于尔朱荣家族,由此也成为尔朱氏家族鼎盛一时的基础。而后来,这些将领与民众又大都归附于高欢,从而成为支持北齐政权的重要力量。而这一切的变化,都发生在并州及晋阳地区。可以说,这些六镇人士也都是“晋阳集团”的基础力量或组成部分。如我们在《魏书》《北齐书》《周书》等正史传记中可以找到很多将领及其家族向并州及晋阳地区汇聚及迁徙的证据。而《北齐书》《周书》诸多传记证明,尔朱荣镇压葛荣之后,其随众“随例迁晋阳”。(《周书》卷一《文帝纪上》)这种“例”可谓“通例”,即指葛荣之部下大都迁徙到了晋阳之地。这种大规模的迁徙,对于尔朱氏势力的勃兴以及北齐的建立,都是至关重要的。关于这一点,传统史家已看得十分清楚:“魏自丧乱以来,农、商失业,六镇之民相帅内徙,就食齐、晋。(高)欢因之以成霸业。”(《资治通鉴》卷一五八)▲年,高欢的儿子高洋废东魏皇帝自立,建立北齐。北齐的都城虽然还在邺,但晋阳是高氏父子的创业之地,北齐统治者将晋阳定为“别都”。“土相扶为墙,人相扶为王”(引自《北齐书》卷一五《尉景传》),正是乱世豪杰的信条。尔朱荣、高欢正是在这些将领的扶持下,成就了霸业。“晋阳集团”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强大起来。自尔朱荣执政时期开始,晋阳已成为其“根本之地”,而至高欢北齐创立之时,虽然建都于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但是高欢等人一点也没有放松对于并州地区的经营,晋阳的政治地位更加稳定。“丞相(高)欢多在晋阳,孙腾、司马子如、高岳、高隆之,皆欢之亲党也,委以朝政,邺中谓之四贵。”(《资治通鉴》卷一五八)由此,北朝以来新的政治地理格局逐渐形成并巩固下来。直至唐朝于晋阳建立北都,晋阳的地位在稳步上升。晋阳独居区位价值谈论北朝时代晋阳地区的地位问题,应从北朝都城地理以及整体政治、军事地理格局中寻找答案。具体而言,北朝时期北方地区最重要的几个都城,如平城、晋阳、邺城(河北临漳县西南)、长安、洛阳等,其地理方位及区位价值并不相同。不同的都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发挥着不同的价值与影响,真实地反映了各个时代政治与军事斗争对于客观地理价值的充分利用或扬弃。北魏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又被学者们称为“平城时代”,大大提升了山西北部地区在中国政治地理中的地位与价值。我们看到,北魏长期定都平城,绝非权宜之计,或便宜之计,而是有着十分慎重的战略考虑。北魏从道武帝拓跋珪开始,就有意定都于邺城。北魏神瑞二年(),代都平城发生饥荒,又有大臣建议迁都于邺,北魏名臣崔浩等人上书,十分明确地反对迁都,道出了北魏定都平城的诸多优势(《魏书》卷三五《崔浩传》):今国家迁都于邺,可救今年之饥,非长久之策也。东州之人,常谓国家居广漠之地,民畜无算,号称牛毛之众。今留守旧都,分家南徙,恐不满诸州之地。参居郡县,处榛林之间,不便水土,疾疫死伤,情见事露,则百姓意沮。四方闻之,有轻侮之意。屈丐、蠕蠕必提挈而来,云中、平城则有危殆之虑。阻隔恒代千里之险,虽欲救援,赴之甚难。如此则声实俱损矣。今居北方,假令山东有变,轻骑南出,耀威桑梓之中,谁知多少?百姓见之,望尘震服。此是国家威制诸夏之长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将出,兼有菜果,足接来秋。若得中熟,事则济矣!因此,在我看来:平城(山西大同市)靠近边塞,容易受到北方游牧部族威胁,然而,平城与六镇组建的军事防御系统易于保障都城的安全。定都平城,最大的威胁是难于解决的粮食供给问题,其经济生活环境并不适合建设大型都城。因此,北魏孝文帝迁都改制,一方面有着接受汉化的意愿,另一方面也有着不得已的苦衷。(参见拙文《北魏代都人口迁出考》,《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出版)洛阳(今河南洛阳市)居于“天下之中”,是历史最为悠久的古都之一。孝文帝迁都汉化,洛阳为首选之地。但是,建都洛阳也有其缺陷。首先,与北边距离遥远,在军事战略上与北边军事防线无法做到南北呼应,互相援助。北镇群起反叛,极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其次,在北朝末年的战乱中,洛阳遭到极大的破坏。《资治通鉴》卷一五八记载:“东、西分裂,连年战争,河南州郡鞠为茂草,公私困竭,民多饿死。”高欢后来主张迁都于邺城,也是因为洛阳已不适合立都了:“初,神武自京师将北,以为洛阳久经丧乱,王气衰尽,虽有山河之固,土地褊狭,不如邺,请迁都。”(《北齐书》卷二《神武帝纪下》)邺城(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从属于古都安阳)地处河北大平原南边,土壤肥沃,经济环境优越,但是无险可守,也无法兼顾北边。北魏君臣曾经多次有意迁都于邺城,最终均以疑虑重重而止。如北魏大臣崔吉等人也曾建议定都于邺:“邺城平原千里,运漕四通,有西门、吴起旧迹,可以饶富。在德不在险,请都之。”而孝文帝明确反对,坚持迁都洛阳:“君知其一,未知其二。邺城非长久之地,石虎倾于前,慕容灭于后。国富主奢,暴成速败。且西有枉人山,东有列人县,北有柏人城。君子不饮盗泉,恶其名也。”(《太平御览》卷一五六引《后魏书》)▲蒙山大佛,始建于北齐天保年间,距今已有约年的历史,是中国北朝时期体量最大的摩崖大佛和佛阁。徐劲松摄晋阳地位的崛起与繁荣,首先要归功于尔朱氏家族与高齐政权的经营。根据《北齐书》卷一《神武纪上》的记载:“初,魏真君内学者奏言上党有天子气,云在壶关大王山。太武帝于是南巡以厌当之,累石为三封,斩其北凤凰山,以毁其形。后上党人居晋阳者,号上党坊。神武实居之。”可见,当时晋阳城有上党坊,高欢就居住在其中。而在击败尔朱氏势力之后,高欢建置邺都,同时还将晋阳作为自己的根基之地。“神武以晋阳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又“自是军国政务,皆归相府。”(《北齐书》卷二《神武帝纪下》)从此,高欢大部分时间也生活在晋阳。后来史臣总结道:“高祖以晋阳戎马之地,霸图攸属,治兵训旅,遥制朝权,京台机务,情寄深远。”(《北齐书》卷十八)这也是尔朱荣、高欢等人战略思考的最好总结吧。简短结语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特意阐发了“关陇集团”及其历史意义:“……则知有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即是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集团之兴衰及其分化。”我以为:在“关陇集团”形成之前或同时,在并州晋阳之地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强大的地方性军人集团,即“晋阳集团”。而这个军人集团,以聚集于晋阳之地的六镇军人为主体,正是尔朱氏地方势力称霸一时,以及高欢北齐政权建立的基础。简而言之,北魏末年“北方六镇”反叛之后,北边“六镇”军人集团后来分化成两大集团:“晋阳集团”与“关陇集团”。这两大集团后来也成为东魏、西魏,以及后来的北齐、北周政权建立的基础。究其始,比较晋阳、关陇两大集团之发展情况,尔朱荣、高欢所代表之“晋阳集团”并没有处于明显的下风,甚至可以说,发展更早更强盛,足以势均力敌。所以,以魏征为代表的唐朝人士对于北齐的迅速覆亡深感痛惜。(参见《北齐书》卷八后)“晋阳集团”的崛起,古都晋阳起到了关键性的支撑作用。高欢及北齐政权选择邺都与晋阳之两都制,完全基于现实的政治与军事考虑,是一种极其明智的选择。简而言之,邺都接近中原,方便控制太行山以东地区,同时也能获得经济补充;而晋阳占据战略要地,保持军事威慑力量,兼顾南北,既便于军事防御,也有利于协调各民族关系。因此,北朝后期北齐与晋阳的崛起,既有着复杂的历史变迁之大背景,也与客观地理形势直接相关。所谓的“长时段研究”,是依据地理时间的研究,也是在客观地理大背景下对于历史变迁的重新审视。强调北朝后期“晋阳集团”与北齐政权在并州太原的崛起,正是在“长时段”视野下对于北朝历史发展重新审视的结果。唐朝龙兴于晋阳地区,后又将晋阳定为“北都”,也更多出于客观地理环境及军事防御的考虑,而不是随意选择的结果。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abmjc.com/zcmbzz/7878.html
  • 上一篇文章: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