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年，战国时代，赵国从晋西北开辟了一条通往蒙古大草原的东西大道，取名“参合陉”，也称“参合口”。这就是后来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杀虎口。
“长城以外，蒙古诸番，部落数百种，分为四十九旗，臣其酋长，而抚其民人，其通贡往来必道于其关，而杀虎口乃直北之要冲也，其他在云中之西，扼三关而控五原，自古称为险塞。”从清雍正《朔平府志》的这段文字记载，不难看出杀虎口的地位非常重要。
杀虎口位于晋西北边界，朔州市右玉县境内，与内蒙古的和林格尔县、凉城县接壤。关内外层峦叠嶂、奇路险恶，自古就是中原与漠南的通衢要道。作为军事要塞，自古以来杀虎口狼烟四起、烽火不断。明正统至嘉靖年间，杀虎口先后多次被蒙古军队攻陷。
明嘉靖三十六年，杀虎口在一场战争中被攻破，孤立无援的明军坚守右卫城长达8个月。战争之后，明朝对杀虎口和右卫城重新加固修缮，并在杀虎口一带的长城增加守兵，杀虎口的防御能力得到极大提高。
然而，历史的发展有时也会出现戏剧性的“意外”。随着“隆庆和议”的成功，蒙汉两族纷争偃旗息鼓，边贸活动日趋繁盛。这条充满烽火和凶险的北方军事通道，却在精明的晋商脚下被踏成一条通往蒙俄境内的国际贸易大通道——万里茶路。当年，由南而至的贩茶晋商驮队，来到雁门关黄花梁歧道地，眼前出现两条通往蒙古大草原的商路：一条经大同、阳高，过天镇“便行桥”，前去“东口”张家口；另一条是过大同“怀德桥”后，一路向西，经左云、右玉，去往“西口”杀虎口。
尽管两条贩茶商路是分别从山西的“西口”、河北的“东口”进入蒙古大草原，但最终商队是“殊途同归”“兵合一处”，进入蒙古大草原后，经二连浩特，过乌兰巴托（库伦），到蒙俄边境恰克图直至俄国、欧洲内地，让茶叶成为抢手的热销品。
11月22日下午，一场大雪过后，由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中国晚报工作者协会指导，中共晋中市委市政府、山西日报报业集团主办，中共晋中市委宣传部、山西晚报社发起并承办的“弘扬晋商精神、重走万里茶路”大型活动采访团一行冒着严寒，顺着古商道来到了塞外名镇——杀虎口。
堡垒取名折射出边地状况
沿途，采访团成员踩在厚厚的积雪上，脚下不时发出的“嘎吱”“嘎吱”声，向空旷的四周散去，银装素裹的杀虎口更显得祥和、寂静。
杀虎口距离右玉县城35公里，地处西北边的长城脚下，唐朝称“白狼关”，宋代为“牙狼关”。由于位居雁门关之北，所以说杀虎口是晋北边塞的一大天然屏障，是中原通往漠北的交通要道，也是蒙汉两族征战的前沿阵地。
“正源于此，在明代，杀虎口叫‘杀胡口’‘杀胡关’，也叫‘杀胡堡’。”55岁的王泽民是右玉县文联研究员，对西口文化颇有研究。“这些杀气腾腾的名字，都是明嘉靖年间起的。清初，朝廷又改称‘杀狐口’，但还是感觉不妥，于是最终改为‘杀虎口’。”显然，清朝入主中原后，当蒙古族是其同盟，本属于大同外围的军事威胁已不存在，杀虎口作为军事重镇的功能逐步弱化，抵御北方部族南侵的防御作用随之日趋消失。
明嘉靖三十三年，杀虎口开始黄土筑城，城墙高11.7米，周长为1公里。明万历二年为杀虎口黄土城墙包砖。38年后，明朝在原有的杀虎口外另筑一座新堡，新堡的城墙长、宽、高、厚均与旧堡相同。与此同时，东西两道筑墙将新旧堡相连，两堡之间形成倚角互援之势。
新堡名为平集堡。“这个名字，与明嘉靖皇帝之前给城堡起的名字相比，语气就缓和多了。”王泽民说，新堡比旧堡晚建71年，此时“隆庆和议”蒙汉之间达成协议已实施多年，通过边贸频繁交易，促进了两族关系和谐。“‘平集’，和平之集市。”
从外观形制来看，平集堡门楼与大同新荣区的得胜堡相似，堡的南门门洞上方，砖雕垂花门罩保存完好，中间镶嵌“平集堡”匾额。
平集堡南门外有条小河，河上有座石桥，名为广义桥。石桥长24.4米、宽6.75米、跨径14米、桥洞高6米。王泽民说：“这座桥建于明永乐十七年，为二心圆单孔尖石拱桥。”广义桥桥体是用深灰色石灰岩石砌成，桥面也是用同样的石头铺就。这种岩石就产自平集堡东面的山上。
广义桥桥面东西两侧各有22根望柱、22块栏板，柱头上分别刻着石猴、石狮、仙桃、木瓜、石榴、卜吊，望柱间的栏板上刻有犀牛望月等图案。桥西拱圈上又石雕龙尾一条，而在桥东拱圈上则刻有龙首。只见龙首双目怒睁，张口炸须，似欲凌空而去……
税务监督署在这里存在年
虽说平集堡没有了以前的火药味儿，但也并不是蒙汉官方及百姓直接交易的集市。
走出平集堡北门，出现一片宽阔的空旷地带，一直延伸至一条横亘的黄土城墙边上，城墙中间有两个高大分立两侧的土墩。
“这里是杀虎堡旧堡的南门。”王泽民带领大家，沿着陡峭的城墙边登上旧堡城墙，环顾新、旧堡内外，一览无遗：在黄土筑成的城堡内，零星散落着一些民居窑洞，空旷地带则是大片的耕地。
走下南门城墙，来到杀虎堡的西门。广义上的杀虎堡包括杀虎堡、中关、平集堡三部分，“中关”就是新堡、旧堡之间的空地。“杀虎堡在‘三堡’的最北端，原有的一座南城门现已不存。如今仅残存四面城墙。”
王泽民说，“中关”地带以及堡西门外道路两侧商铺林立，过往商客摩肩接踵，非常热闹。“原先不仅建有戏台，还有玉皇庙、关帝庙、驿站、财神庙、观音庙、五道庙等庙宇，尤其是还有一座‘茶坊庙’。”
“平集堡是一个安置守堡的官员及达官贵人们居住的地方。”王泽民说，清代，在杀虎口设有税务监督署、巡检司署等8个政府机构，号称“八大衙门”，就在堡内的街巷里办公。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税务监督署。
历史上的大同镇所辖区域非常辽阔，除包括如今的大同、朔州、忻州等农耕文化区，也涵盖内蒙古中部的呼和浩特、包头、土默特等游牧文化区。
“隆庆和议”之后，杀虎口“汉夷贸迁，蚁聚城市，日不下五六百骑”。明末清初，杀虎口逐渐由军事重镇向边贸中心转变。清顺治七年，清廷在大同府右卫杀虎口设置税务监督署，直属朝廷户部。从此，杀虎口成为清廷首批设立的榷关，也是山西境内第一个榷关。
榷关是由政府设立的收税机关。原先，类似的机构一般设在运河、长江、沿海等地关口。杀虎口作为内陆榷关，可见这里的商贸交易量之大，税收极为可观。
税务监督署最高长官名称为“钦差督理杀虎口税务监督”。此等肥差一般由满洲宗室贵族所谓的“红带子”“黄带子”担任，其在户部则充任员外郎之类的差事。
杀虎口税务监督署就设在旧堡与新堡中间的中关路北，是明代马市的贸易市场，也是杀虎堡的中枢地带。
杀虎口对出口和进口的大宗商品进行征税：出口商品主要是粮油烟茶布匹糖酒，进口商品为牛羊驼马绒皮张。
“隆庆和议”后，大同镇仅有新平堡、得胜堡等8个马市开放。清初，杀虎口税务监督署被赋予了更大的征税权限，管理监督长城一线数十个塞口。据史料显示，清康熙、雍正年间，大同镇开放的塞口多达30余处。清乾隆二十九年，山西巡抚和其衷上奏时提到：晋省北部，沿大同、朔平、宁武等府，九百里边墙，堡门43处，已开通35处。
当时，尽管得胜堡、新平堡等关口都设了分税卡，但均属于杀虎口税务监督署大关总局管辖。
提到杀虎口税务监督署大关总局管辖范围，王泽民说，其征税辖区以边墙和黄河为界，东至大同天镇的新平堡，西到陕西的神木口，管辖宁鲁口、归化、高庙、得胜口、新平口、朔平、西镇川、小村、西包头、河保营各分局和东镇川、托克托、皇甫川等税卡，几乎容纳东口以西的各个关口，东西横贯多公里。而且按照规定“商人运载货物，例需直赴杀虎口输税，不许绕避别口私走”。
清顺治十八年六月，户部确定杀虎口年征关税额为两，比东口张家口还要多两。
清顺治末年至乾隆中期的年间，杀虎口正额关税增加到两，增长了1.48倍。年，甘鹏云出任杀虎口关监督，仅仅7个月，就征收税银8两，日均达两。
每年，晋商将数以万担的绸缎、布匹、茶叶、糖烟、瓷器等商品经杀虎口运到蒙俄境内的分号，然后再将呢子、钟表、毛毯、皮毛、五金、葡萄干等运回内地。其中，晋商每年卖给以养育、倒卖牲畜为主的晋商老字号元盛德京羊庄的绵羊就达20万只。每当鹿茸市场开市交易时，日交易量可达20万两白银。数字准确与否无法证实，但至少从侧面可以看出杀虎口的商品吞吐量确实非同寻常。
“自开杀虎口，迄今数十年，商贸农工，趋赴贸易，内地民人难以数计。”晋商出关蒙俄长途贸易的行为，带动了大量汉民移居口外，开荒种地。由于蒙民不习惯开荒种地，因此，大量的晋北人开始“走西口”，到归化、包头等地垦荒种地。
王泽民说，杀虎口税务监督署监督每年轮换一任。一直到年，存在了年的杀虎口税务监督署偃旗息鼓，退出历史舞台。
从“吉盛堂”到“大盛魁”
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杀虎口住户多达人，来往人口超过5万人，成为商贾云集、集市繁荣、商铺林立的商业重镇，皮毛、米面加工的作坊店铺，应有尽有。
走出杀虎堡西门，踏雪沿古商道往北行走。“那是秦钺的老宅子。”顺着王泽民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路东高处山坡上有一座破败的砖墙院落。“原来门口有旗杆、石狮子，门楼上有砖雕，可漂亮了。现在不知道是啥样子。”
提起秦钺，就不能不说“吉盛堂”和“大盛魁”。清中期至民国初中国北方规模最大商号的大盛魁，发迹于杀虎口。
清康熙年间，康熙皇帝远征葛尔丹从杀虎口出兵。山西晋中人王相卿、史大学、张杰跟随远征军进入蒙古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地区，为军队供应军需。平叛葛尔丹后，淘得第一桶金的三人在杀虎口合开了一个叫“吉盛堂”的店铺。时间又推移了四十多年后，三人将商号开到了内蒙古归化（今呼和浩特），取名“大盛魁”。
王泽民说，到清道光时期，大盛魁达到了鼎盛期，成为一个像如今类似集团公司性质的商业系统，总号设归化城，在当时的外蒙古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库伦设分号，业务遍及张家口、察哈尔、上海等十余省市。至清咸丰年间，大盛魁的业务波及莫斯科。
当时大盛魁的从业人员达六七千人，资本金达一亿两白银之巨。俄国十月革命及蒙古独立后，大盛魁衰败。年，随着杀虎口税务监督署的消失，在绥远勉强维持的大盛魁商号宣告破产。
秦钺是杀虎口人，在清乾隆年末至清嘉庆年初，担任大盛魁的掌柜。
在大盛魁当掌柜可是了不得的事情。通过查阅史料和常年的深入研究，王泽民掌握了许多大盛魁的细节：去大盛魁当伙计，那得先学徒打10年算盘，并且学习蒙语俄语，为今后从事业务消除语言障碍；大盛魁的掌柜，会蒙文蒙语甚至还会俄语，穿上蒙袍，一口流利的蒙语，不亮身份，让人根本分不清他是汉人还是蒙人。“那时候，一个将军年薪也就0多两白银，在大盛魁当掌柜，年薪超过两。”
在杀虎堡的西北端，有座单孔石桥，名为“通顺桥”。据村里老人说，这座桥是王相卿、张杰、史大学及秦钺出资修建的。桥建于何时已不可考，桥拱圈上方刻有“光绪戊戌（年）重修”。桥梁所用石料与广义桥用料相同，整个桥身及桥畔分卧的石牛、石羊均为黑色石头修砌而成。
“王相卿是太谷人，史大学、张杰都是祁县人。晋中人了不得，太谷、祁县人更了不得。”王泽民此言是有感而发的。
在长年的研究中，他与同事收集了杀虎口税务监督署向上汇报税收收入的档案资料余份，这还不包括散落在内蒙古、中国台湾地区及蒙古国的数百份相关资料。
翻阅这些档案时，他有个惊人的发现：“每本档案里都少不了‘祁县’二字，几乎每本上都会出现，绕不开祁县，绕不开祁县商人。”
王泽民感叹道：以晋中商人为代表的晋商，不仅有胆有识，而且还充满了智慧。有思路才有出路，这是其他商帮无法与晋商相提并论的。
即使是战争也不可能完全让民间边贸活动断绝。互市就必须淡化和消除敌意才利于交易。他认为，晋商通过自己的敏锐，将中原地区的茶叶、布匹、面粉、针线、铁锅、铁犁，与草原上的马匹、皮货以物易物，其过程中本身就增进了汉族与少数民族间的友谊，促进了中华大家庭内多民族之间共生与融合的历史进程，让民族融合文化成为历史的主流。
王泽民认为，在蒙汉两族通过贸易交融的历史时期，源自于历史文化积淀厚重的山西晋商，以政治一体为保障，与地域文化相结合，商品价值与文化价值相结合，通过自身的贸易活动恰逢其时地发挥了桥梁、纽带和通道的作用。
山西晚报记者李吉毅刘子平
(责编：褚嘉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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