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昭君墓的几点考证
文
武步成
在中国历史上，王昭君是一位献身于中华民族友好事业的伟大女性。在人民百姓的心目中，昭君是美的化身。数千年来，关于她的传说广为流传，家喻户晓，最终形成了影响深远、闻名中外的“昭君文化”。
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老先生说得好：“王昭君已经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象征，一个民族团结的象征。昭君墓也不是一个坟墓，而是一座民族友好的纪念塔。”传说中的昭君墓在全国有十多处，从史实来看，昭君墓必然存在着一个真伪问题。本文就证实该墓真实性的一些相关问题拟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考证，供大家参考，并求指正。
一、关于昭君逝世及墓葬建成年代
有关昭君出塞的历史史实,《汉书.元帝纪》《汉书.匈奴传》及《后汉书.南匈奴传》中均有记载。但对于昭君出塞以后的生活情况的记载却极为简略，后人很难全面了解昭君出塞以后的情况。据记载:王昭君于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出塞和亲嫁给北方匈奴族的首领呼韩邪单于,两年后即汉成帝建始二年(公元前31年)呼韩邪单于去世,其前妻之子雕陶莫皋继位，史称复株累单于。当时,王昭君接受了汉成帝之命，按照匈奴族传统的“收继婚”风俗,再嫁复株累单于,并生育二女。十年后，汉成帝鸿嘉元年(公元前20年),复株累单于去世。尽管史籍中未见到有关昭君卒年的记载,但我们仍可通过正史记载和《明妃传》中叙述的史实推断出王昭君的逝世年代。《明妃传》中所说为昭君举行葬礼活动的单于,就是当时昭君再嫁的丈夫复株累单于。按照历史年代考证，既然复株累单于曾为昭君举行过盛大的葬礼,可见昭君肯定逝世于复株累单于之前了。因此,可以确认王昭君的逝世以及昭君墓的建造都是在复株累单于逝世以前,即汉成帝鸿嘉元年(公元前20年)之前。而年出土于敦煌千佛洞的唐代《明妃传》，也为我们了解和研究昭君出塞以后的生活以及有关她的逝世、葬礼、墓地提供了依据。《明妃传》大约成书于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年)以后，书中记载了昭君逝世的情况,并详细叙述了匈奴族单于为她举行的葬礼活动。昭君逝世后,“表奏龙庭。敕未至,单于唤丁零塞上卫律,令知葬事。一依蕃法,不取汉仪。棺椁穹庐,更别方圆。千里之内,以伐樵薪,周匝一川不案口马。……酝五百瓮酒,杀十万只羊,退犊驰,饮食盈川,人伦若海。一百里铺租毯毛毯踏上而行，五百里铺金银胡瓶下脚无处，单于亲降,部落皆来,倾国成仪”。既客观地反映了昭君去世后,单于为她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和隆重的祭奠仪式，也反映了单于和匈奴族人民对昭君的崇敬和怀念之情。书中还记载了昭君去世后，汉孝哀帝曾派遣使臣慰问单于并吊唁昭君的史实。“后至孝哀皇帝,然发使和”，“遂差汉使杨少徵杖节和来吊。金重锦韬缯,入于虏廷,慰问蕃王”，“汉使吊讫,当即使回。行至蕃汉界头遂见明妃之冢青冢寂寥,多经岁月。……望其青冢,宜哀帝之命,乃述祭词。”这就可以看出,孝哀帝时期(公元前6——1年),使臣见到昭君时,斯人已成一座“多经岁月”,清静寂寞的青冢了。因《明妃传》成书于唐代晚期，所以该书中又说“故知生有地死有处,可惜明妃奄从风烛,八百余年,今坟尚在”。这进一步说明了书中记载的昭君墓是真实可信的,而且也是符合历史史实的。
二、关于昭君墓名称和遗址
冢，本意是高而大的坟。青冢，即青色的坟墓。考其名称,是因旧时昭君墓一带多盐碱遍生白草，而惟独昭君墓上青草覆盖,常年茵绿，形成了绿色之墓,故被文人誉为青冢。据迄今掌握的史料，青冢一名最早出于唐代的诗文作品中。如唐代诗人李白有“生乏黄金枉图画，死留青冢使人嗟”；杜甫有“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白居易有“不见青冢上,行人为浇酒”等著名诗句。自唐代以后青冢一名不仅见于文学作品,各种正史、典籍中也多有记载，如宋代的地理志书《太平寰宇记》中有“青冢在县(金河县)西北，汉王昭君葬于此,其上草色常青,故曰青冢。”《辽史》有神册元年(公元年）辽太祖曾“勒石纪功于青冢南”,又“青冢即王昭君墓”的记载。《元史》中载:太祖十四年(公元年),元太祖曾“驻军青冢”在东胜渡河收西夏。关于青冢的记载，清代较为详实。如清康熙二十七年(公元年),清朝大臣张鹏翮在他的《奉使俄罗斯日记》中写到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见闻时说:“城南负郭有黑河青冢古迹，望如山,策马观望,高二十丈,阔数十亩,有土屋一间,四壁累砌藏以瓦瓮,此喇嘛所为也。下有古柳一株眠地,中空如船而枝干上伸,苍茂如虬……冢前石虎双列,白石狮子仅存其一,光莹精工,必中国所制以赐明妃者也。绿琉璃瓦狼藉,似享殿遗址,惜无片碣可考。”清代文人钱良择的《出塞纪略》，对于青冢的记载则更为详实：“昭君冢近在城南,高阜岿然,望之可见,遂策马往行三十里,至冢前,冢高三十余丈，广径数亩,其南琉璃碎瓦堆积满地，旧有祠宇宫殿惜无碑碣可考”。在地方史志中，明朝《马邑县志》记载有“青冢，在县西南二十里。阔四五亩，高丈余，俗传为王昭君墓”。可见青冢一名成为昭君墓千古流传的美称和代名词。经史籍的记载考证，历史上被誉为“青冢“的昭君墓,只有现存于呼和浩特市南郊的“昭君墓”和朔州市青钟村北的“昭君墓”俩处，其他民间传说中的昭君墓都不曾有过这种称呼记载。这为我们进一步考证昭君墓的真实性地理位置提供了清晰的线索。累累史迹，,不仅证明青冢名的长期沿用和它的悠久历史,也足以说明了昭君墓的真实存在。
三.关于昭君墓的地理位置
关于昭君墓地理位置的记载,最早仍见于唐代。唐朝大臣史学家杜佑所著的《通典》第一次记录了昭君墓的地理位置。书中有单于都护府领金河县“有……王昭君墓的记载”，所说的单于都护府,是唐代著名的六大都护府之一,始建于唐麟德元年(公元年)，治所最初设在呼和浩特市西南的托克托县古城村古城,后迁徙于呼和浩特市区正南的和林格尔县上土城古城。《通典》记载的金河县昭君墓与今呼和浩特市南郊的昭君墓地理位置吻合。唐代的《明妃传》也谈到了昭君墓的地理位置，“只今葬在黄河北,西南望见受降城。”也就是说当时唐代人们看到的昭君墓是在黄河的北面,离黄河不远。站在昭君墓上往西南望去,就可以看到雄伟的“受降城”。由此，“黄河北、受降城”成为我们考证、确定昭君墓具体位置的重要依据。
（一）内蒙古“受降城”。唐代内蒙古受降城分东、中、西三座。据史籍记载,三座受降城均始建于唐景龙二年(公元年)。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地图之一,宋代的《禹迹图》即标有唐代三座受降城的位置。其中,东受降城位于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城北的东沙岗古城内；中受降城,位于今包头市南郊原红旗农场的散陶窑子古城；西受降城,位于今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的库伦补隆古。首先从西受降城的地理位置上看,该城虽建在黄河北岸，但当地未有过关于昭君墓的传说,而且在已往的考古调查中,也未发现过有与昭君史实有关的历史遗物或墓葬遗址,故可排除当地曾建有昭君墓的可能性。中受降城位于黄河北岸不远处,离城数十里处倒是有一座民间传说的“昭君基”，但传说中的昭君基却是在受降城的西南面位于黄河南岸的鄂尔多斯市境内,这与《明妃传》中所说的“西南望见受降城”显然不符,地理位置正好相反。另外经考证,该墓并非汉代墓葬。因此也就排除了此墓即汉代王昭君墓的可能性。东受降城,建于托克托县境内,该城西南面紧靠黄河,东北方向有汉代的昭君墓遗址，就是现在的“呼和浩特市南郊昭君墓”，但与托克县城北东沙岗的唐代东受降城相距有百里之遥，古人视力再好也不会“西南望见受降城”。可以说，“呼和浩特市南郊的昭君墓”也无确切定论。
关于“黄河北”，唐代《明妃传》“只今葬在黄河北，西南望见受降城”。据考，呼市地区的“八拜昭君墓”和“朱堡昭君墓”，其方位虽然都符合唐代《明妃传》中“葬在黄河北”的说法，但这里并非古代墓葬，而是两座汉代烽燧遗址。“达拉特旗昭君墓”在民间有很大影响，至今仍有人认为，它就是真正的昭君墓。但考古人员考证认为，这个昭君墓，并不是人工修筑的古代墓葬，而是一座天然的石山，在石山上也没有发现与墓葬有关的汉代文物，不可能是汉代的王昭君墓。“呼和浩特市南郊的昭君墓”虽在黄河之北，但与受降城相距一百公里之遥，过远看不见。后经专家学者考证此昭君陵墓应最大可能是衣冠冢墓。
（二）“朔州青钟昭君墓”。此墓虽然历史鲜有记载，被历代文人遗忘,然而诸多历史线索却把昭君墓的位置汇集到这里。
首先说说“黄河北、受降城”。朔州青钟昭君墓，如上文所述唐代《明妃传》记录的“只今葬在黄河北，西南望见受降城”的昭君墓。朔州昭君墓南一公里左右原有一道河叫“黄水河”，古称治水，又名湿水、“小黄河”。发源于朔城区王万庄，流经朔城区,山阴县到应县汇入桑干河。“小黄河”全长公里，流域面积平方公里，水流量最大约1.5立方米/秒，河水浑如黄汤，河床无定，历史上对俩岸农田，村庄危害很大。近年来水量减少，上游村庄修建了俩座大坝。所以现在河床常年干涸无水，只存古河道。此“黄水河”是不是《明妃传》提到的“黄河”？笔者认为这对于唐都洛阳人来说称为在黄河之北也不为过吧。更为巧合的是，唐朝时的受降城在朔州也有一座。《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唐受降城有三，中城在朔州，西城在灵州，东城在胜州”。《汉语大词典》也记有“受降城，唐筑有三城，中城在朔州，西城在灵州，东城在胜州”。朔州的受降城是不是神武郡（隋朝时称神武县）？事实是神武郡距朔州青钟昭君墓地西南不到十多里，抬眼就可望见，作为受降城又有极大的可能。历史的真相更可能是“昭君墓南缓缓流淌着玉带般的黄水河，向西南望去可以看到雄伟的神武受降城。”
其次，明朝《马邑县志》记载有“青冢，在县西南二十里。阔四五亩，高丈余，俗传为王昭君墓”。清代文人钱良择的《出塞纪略》,也有关于青冢的记载:“昭君冢近在城南,高阜岿然,望之可见,遂策马往行三十里,至冢前,冢高三十余丈，广径数亩。”马邑城为秦朝大将蒙恬筑城养马所建，规模宏大故名马邑。马邑城距朔州青钟村北昭君墓大约三十多里，与《马邑县志》记载相符。《王昭君变文》中载有昭君遗言：“妾死若留故地葬，临时请报汉王知”。昭君生前数次请求回汉探亲，汉王不准。昭君死前遗言要求安葬故地秭归，单于应允。这说明昭君灵柩要归汉必然要途经雁门关，途经朔州青钟村。昭君灵柩所以没能跨过雁门关是因为“表奏龙廷，敕未至”，只能留在雁门关脚下，留在“蕃汉界头”安葬。单于亲降,部落皆来,倾国成仪，倾国而葬，“一百里铺氍毛毯，踏上而行；五百里铺金银胡瓶下脚无处”。这里明确地告诉我们安葬昭君的时候从呼市单于廷出发，行程遥远，足足走了六百里。而今从呼市单于廷经右玉杀虎口，到朔州青钟村也正好是六百里，非常吻合。“县西南二三十里”，“走了六百里”，这些数字精确地记录了朔州青钟村北”昭君墓“的方位。
再次，汉孝哀帝“差使杨少徵杖节来吊，入於虏廷,慰问蕃王”。在返回途中，“行至蕃汉界头，遂见明妃之冢，青冢寂寥,多经岁月。……望其青冢,宜哀帝之命,乃述祭词”。“蕃汉界头”当确指雁门关外无疑。雁门关外历来是胡汉必争之地，历朝历代，盖莫例外。过去的青钟村，曾叫青冢村。明朝《马邑县志》也名为青塚村。如今的青钟村位于朔州城东南，依山傍水，属衡山山脉西紫荆山。紫荆山下，雁门关外，长城沿线以北在古代皆称为“国之北鄙”。据《朔州志》记载，“青塚村村北有阔四、五亩、高十余丈之坟冢，为昭君墓，故名”。公元年前，青钟村原名青冢村，后来村民把“冢”谐音为“钟”，这就是载入现在地名志的青钟村了。此青冢应是“明妃之冢”无误。
四，关于民间传说
青钟村北的“青冢”是昭君墓，塞上乡村民间代代相传，雁门关外人人皆知，脍炙人口。青钟村北“昭君墓”，当地人称“老圩疙瘩”，“青疙瘩”，她对邻近村寨的娃娃们有着极大的诱惑力。笔者小时候就经常去玩耍。因我家祖坟在“青疙瘩”东北五十多米处，逢时过节均要去给祖先烧纸供奉，每年至少俩三次。几乎是每次，我们都会去攀登那个“老圩疙旦”。每当站在老圩疙瘩上面，脑海里不由地浮想联翩：为什么周边一马平川，唯独这里有个大圩疙瘩？为什么寒露百草枯后，而疙瘩上的白茅菅草甚至水稗，总比埂畔地里的青草要枯萎得迟？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积累，才似乎明白，“青冢暮秋草不枯”的说法，自有其神奇的缘由，“深秋时节，芳草青青，黛绿如茵”，这构成了我对“青冢拥黛”亦真亦幻的记忆。孩提时代，童真幼稚，我们几个小伙伴常常在“老圩疙旦”上玩耍兴起，直冲下来乱砸塌陷露天了的陪葬墓。陪葬墓在“青疙瘩”南脚下，东西并排俩行，大约二三十座。如今想来，后悔莫及。这是上世纪六十年前的事，是笔者亲身经历。据传昭君棺椁下葬时，采用了活人、活羊、活牛殉葬制：“黄金白玉连车载，宝物明珠尽库倾”，“牛羊队队生埋圹，仕女纷纷耸入坑，地上筑境(坟)犹未了，泉下惟闻叫哭声”。单于安葬完昭君，仰天长叹：“何期远远离京兆，不忆冥冥卧朔方，早知死若埋沙里，悔不教君还帝乡”。青钟村北的“青冢”昭君墓，相距四周村庄均是五华里，四面八村中央，为什么是这样的呢，这必然是设计者的有意之为。据说它是当地民众纷纷用衣襟包土，一包一包地垒起的一座昭君墓（东边小岱堡村，北边大岱堡村，西北、正西朱庄村、王庄村，南边青钟村）。根据考古结果证实,该墓是一座大型的汉代墓葬遗址。墓体高大,巍峨雄壮。其形制为覆斗形，从底到顶,全部是由人工积土逐层夯筑而成的，至今仍可清晰地看出当年的夯土层次。该墓不仅与史籍记载的昭君墓地理位置相符合,而且,墓体的形制和结构特点,也具备了古代大封土汉墓的一应特征。
总而言之，当历史将线索指向朔州市青钟村北的“昭君墓”时，这个神奇的地方经得起一切实据的拷问，故可以确认,山西省朔州市南榆林乡青钟村北的昭君墓才是真正的汉代王昭君墓。
雁门长歌，归鸿漠漠。朔州市青钟村北的“昭君墓”它在历史长河中寂静无声，安详地沉睡了俩千多年。也许，于史于人，朔州昭君墓知名度的大小并不那么重要，但重要的是我们山西朔州也有一座昭君墓，也有一座民族友好的纪念塔。这座塔就在朔州市朔城区南榆林乡青钟村。
备注：
1、凡文中引用未注明出处的原文皆出自于《王昭君变文》。《王昭君变文》是十九世纪最后一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四万卷古代遗书当中，《敦煌变文》中的一部分，震动了世界学坛，从此产生了一门国际性的综合学——敦煌学。
2、明妃，西晋时为避司马昭的讳，王昭君改称“明君”，史称“明妃”。
3、黄水河，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黄水河，古时称治水，又名小黄河。
4、青钟村，原名旧堡、青庄、青塚，清道光26年改为青钟村。
参考资料；
1、《内蒙访古》翦伯赞（巴黎国家图书馆）
2、《明妃传》唐，作者不详
3、《青冢考》作者孙利中
4、《昭君墓应在朔州青钟村》作者齐宏亮
5、《“青冢”散记》作者孟金山
（本文图片均由孟金山先生提供）
（作者武步成系山西大同大学政法学院教授、中北大学硕士生导师。著有《科学实践观视域下的思想政治工作价值论》等著作。）
来源：南坡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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