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金融研究》年S1期张郁
在和林格尔县红河南岸新丰乡八号村边的耕地里，不久前，曾发现铜印一方（图3），重1.7斤，方形，通高4.8厘米、厚1.7厘米，扁长方纽2.8×1.4、高2.8、印面每边长6.9厘米、边郭宽3～4毫米，印面汉字叠篆、朱文“朔州交钞之印”六字，其中“交”字，曾被误为“支”字。根据《说文解字段注》解释“交，人之臂亦也，掖者以手持人臂投地也。”意谓臂附着于两掖下垂之形，“交”字，古文作“史”。“支”字，古文作“雪”，说文解释“去竹之枝也，以手持半竹。”可见“支”字的含意是从用手截取竹枝引伸。所以印面叠篆文“党”字，似应释作交字近是①。
铜印出土在一处曾经有人居住过的遗址中，这个遗址的面积，东西约米，南北不过米，不见城垣范围，地表遗存比较单纯，一般以粗白瓷片、仿定窑器居多数，间有少量黑瓷和茶釉缸胎残瓮等。调查时从中采集到粗瓷杯一件，夹砂粗胎赭褐釉，口径5.4、高2.4厘米锻造长骤铁锹一张，通长32、宽19.2厘米。这些都是金、元之际常见之物。表明这个遗址的年代上、下限所显露的特有现象。
这方铜印背无款文，从其铸造形制及印文特征和风格来看，它与建国以后各地出土的金代官印，大体都是同一规律。如河南淇县出土的“副统忘字之印”及“提控所归字之印”，印背均有同样的“正大五年四月，恒山公府造”刻款。”除其款文与“朔州交钞之印”有所区别，在印面规格及叠篆文的书写演变方面，虽有浑厚遒劲之不同，但其时代风格是一脉相承的。又如金上京出土的“上金路总押荒字号印”及“都弹压所之印”两方，除前者有“贞祐四年正月，上京行六部造”背款，后者有“贞祐五年四月，行六部”背款外，在篆文书写规律，面郭宽窄的比较上是基本相同的①。另外，像辽宁省丹东地区出土的一批金代官印，如“劝农副使之印”、“万户之印”、“都统所印”④等，也都是这样的规律。从以上各地出土的金代官印试作比较，可以断定“朔州交钞之印”，应属金代官印是无用质疑的。关于它没有背款这一问题，正是它的铸造、出世年代早于上述各印年代的主要标志所在。
金代初年曾创用女真国书，但并不多见，传世品以金代末期的官印较多，印文多半用汉文叠篆，背款年月及主造职司也多用汉文。偶然有用契丹文篆体的为数也极少。综上所述，各种官印的出土，很清楚地说明这一事实。这些都离不开当时的政治原因（行政手段）。史载∶“百官之印，天会六年，始诏给诸司，其前所带印记无问有无新给，悉上送官，敢匿者国有常宪”③。从这段记载里，可以清楚地看出，金代早期官印之所以罕见，就因为经过这次诏令的收缴，敢于违令者，国法从事，这一原因所造成的。一般常见的金代传世官印，大致都在天会六年之后所铸。从这段时间到正隆以前的38年中，虽然对官印经过了一番整顿，但是仍然品秩、等次纷杂而乏定制。
据《金史》载“正隆元年，以内外官印新旧名及阶品大小不一，有用辽、宋旧印及契丹字者，遂定制，令礼部更铸焉”
。这就证明金代官印到正隆元年以后，即有了严格的制度和统一规格。但在正隆元年以前到天会这段时间内的官印，显而易见是缺少这种统一规格的。这一点，很清楚地反映在印背的款文上，从而也证实了“朔州交钞之印”的铸造年代，也必然是在正隆元年（年）以前。但是一般官印的出世年代也不可能早于天会六年（年）以前，这段时间确切地说，只能是在天会六年之后这段时间之内，才有铸造问世的可能。“朔州交钞之印”的铸造和使用年代，在它的印文本身，实已作了自白。因为它既是交钞之印必然与交钞有关，也就是说它必定是在交钞发行需要时铸造的。史载“贞元二年（年）始置交钞库，设使副员”。根据这一历史记载，这方官印的铸造时间，也就有了更确切的结论，它的铸造和使用年代，必然是与交钞相辅而行，与交钞同时在贞元二年（年）使用问世，它的铸造之年，可能稍早，但不能晚于贞元二年（年）之后。就因为这个原因，“朔州交钞之印”，就非同正隆以后所铸造的官印，它既无年月，又无礼部铸造背款，这是因为它是在正隆元年（年）前，未有"定制"的贞元二年（年）期间铸造的。所以就未必有年月和礼部造等款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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