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雁北商业城镇的集聚

城镇是经济活动的中心和集聚体，是人口、产业的集聚地。城镇集聚是城镇吸引其它地区人口、产业和向周边地区分流人口、产业的集合体，是集聚和扩散的合体。

城镇集聚的基础是人口的集聚和产业的集聚，但是城镇集聚也会进一步促进人口集聚和产业集聚。城市的根本性质是要素的集聚。城镇在发展过程中首要的要素就是人口，即城市人口增加，从而使得人力资源增加、劳动力增加、人口密度加大。

城镇集聚就是物化的集聚、权力的集聚和知识、智慧的集聚，雁北地区城镇继续向前发展，必须以人口为基础。城镇集聚还表现为人口集聚、产业规模的扩大和数量的不断增加。城镇在吸引农村人口走向城市的同时，产业也会因为剩余劳动力和巨大的消费被城市吸引。伴随着城镇交通的发达、规模的扩大，其集聚性会更强。

01清代雁北的商业城镇

清代雁北地区利用自身的人口优势、产业优势形成了一些重要的城镇集群，这些城镇集群的中心城镇是大同，同时也形成了右玉城和代州城这样比较重要的商业城镇。

大同府下辖大同、山阴、怀仁、应州、灵丘、浑源州、广灵、阳高、广昌和天镇十个县域，府治所在地为大同。清代大同是雁北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大同曾是防御外族入侵的“九边之首”，但是随着清朝统一，其军事作用大大削弱，发展成为雁北最重要的商贸重镇。

大同是大同府的治所所在地，明代就是雁北地区军事防御的行政中心，是“九边之首”。清代是府、县两级行政机构的所在地，也是雁北的行政中心。大同城内官署衙门众多，有府署、经历司署、县署、典吏署，同时还有阴阳学、道纪司。

由于清代大同已经成为了雁北最要的商贸重镇，因此在大同城的北门，还有大片的关厢地区供商业贸易使用，同时雁北为了军事需要，在北门外增修了大量的兵营。大同城内集合了行政官署、经济贸易区域和军帐兵营等完善的城市配置，是雁北地区内其他城镇无法比拟的，是雁北地区的中心城镇。

大同不仅仅是雁北地区最重要的行政中心，同时也是雁北的文化中心，每逢寅申乙亥年，三年一届的乡试便是在大同城内举行。雁北地区的大同府和朔平府两地的生童都会到大同进行科考。

大同城是雁北地区经济的集聚中心，其“繁华富庶，不下江南”。根据道光十五年《重修下华严寺碑记》的捐银记载，大同城内的行业有：棉布行、栗店行、钱行、碾行、油行、估衣行、典当行、南宫行、银行、口米行、口袋行、木店行、毛袄行、毡行、帽行，同时大同城内出现了“帽铺街衢”这样的地名。大同城内“城中四角街巷一百三十六条，房舍比栉，毫无隙地，民居密，则工用多”，同时形成了铜器、毛皮、毛毡等一系列重要的特色产业，表明了大同是该区域的经济中心，是雁北其他城镇难以比拟的。

右玉城位于山西的西北部，地处晋蒙的咽喉，境内地势险要，北边是长城，东西两侧皆为山脉，是雁北最为重要的军事防御城镇之一。清代称为右卫镇，是康熙平定准噶尔叛乱的重要军事阵地。清代中后期其军事色彩逐渐褪去，转变为雁北重要的商贸重镇，其中最为人知的是晋商“走西口”的重要关口——杀虎口就位于右玉。

右玉是“驼帮马队繁荣的古城”，是汉蒙交界的纽带。蒙古的马匹、毛皮等商品通过杀虎口运往到中原地区，中原地区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也通过杀虎口运往蒙古、俄罗斯甚至欧洲地区。伴随着边境贸易的发展，右玉以杀虎口为中心逐渐形成了三条重要的贸易路线：由杀虎口向南到陕西、河南，由杀虎口向北到蒙古、新疆，由杀虎口向东到河北、北京。右玉地处交通要道，成为了雁北由于交通因素而形成的重要城镇。

代州位于山西北部，北面为恒山，南面为五台山。全县多为丘陵和山地，滹沱河自东向西将代州分为南北两个区域。代州境内的雁门关是雁北地区重要的关隘，是中国古代最为著名的军事重镇，在清代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了晋蒙贸易重要的驿站。清代代州下辖五台、繁峙、崞县三个县域。

代州城内有载有茶叶、丝织品的南方商客，也有贩卖胡盐、玉石等商品的北方少数民族，成为了胡汉交流和商品贸易的重要驿站。由于代州城有大量的驻军，大量的军事人员为代州带来了稳定的消费人群，因此代州城吸引了大量的粮食、布匹和战马等商品涌入。代州城既是该地区商品的集散地，也是汉胡通商的重要通道，自然成为了该地区的城镇中心。

02清代雁北商业城镇集聚

在山西各地中，晋北地区属于经济发展落后、土地贫瘠的地区之一。雁北地区除了形成上述三个重要的城镇集聚区域外，其余的城镇也有所发展，但是总体上雁北地区的城镇密度相对于同时期的江南地区来说比较稀疏。

晋北地区经济十分落后，正是这个原因，城镇分布在晋北地区十分稀疏。这点可从光绪《陕西通志》的统计中看出。清光绪时期，山西省的面积为十七万平方公里，城镇由五百多个，雁北地区的面积占全身面积的40%，但是城镇数量却只有六十多个。同时有的县除了县城以外，一个市镇也没有，大同、天镇、偏关等县就是这种情况。虽然晋北地区的城镇在整体上分布比较稀疏，但是位于雁北地区的城镇多集中于相对平坦的盆地，因此盆地的城镇分布相对稠密，特别是雁北地区南部的忻定盆地，城镇数量更加稠密。忻定盆地农业发达、物产丰富，在光绪《五台县志》中“黍翟之外多玉菱”就是对此进行的描述。基于发达的农业，这一地区的人口也较多，丝毫不逊色于晋南人口稠密的各县。

雁北地区北接蒙古、俄罗斯，南连晋中、晋南和晋东南。清代归绥六厅划归于山西，雁北地区自然成为山西人走西口的必经之地和贸易的中转站。清代晋南地区人多地少，人地矛盾严重，大量的人口北上到雁北地区。雁北成为了汉蒙交互的集聚之地。山西东面是太行山，西面为吕梁山并且有黄河阻隔，因此山西的交通线一直是南北向，清代山西的对外贸易多是对蒙贸易，因此可以从山西的交通路线上得知雁北为山西贸易的重要中心。

山西向北有两条路可以通往口外：一条是经过雁北的忻州、崞县和大同，进入口外的丰镇；另一条是经过忻州、崞县、大同、左云和右玉，最后到达蒙古的和林格尔厅和绥远厅。

这两条都是山西商人的要道，同时都位于雁北地区，这就为雁北成为该区域重要的商品中转地奠定了基础。清代山西通向直隶的路线是经过浑源州，广灵县然后才能到直隶的蔚州，这条路同样也要经过雁北地区。

综上所述，雁北地区是山西通往外界的重要区域，并且其充分利用自身的交通优势，在沿途形成一些重要的商业城镇。相对于山西的其它地区来说，雁北地区成为了晋蒙地区商业贸易最为活跃的地区，并且形成了城镇集聚。虽然雁北地区的城镇集聚在同时期没有办法同江南城镇比较，但是其对晋蒙地区贸易的繁荣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城镇的研究上，施坚雅对此有重要的论断并提出了“施坚雅模式”。该理论主要包括三点：第一，中心城镇是该地区特定职能集中水平最高的地区。一个区域中，省城的特定职能多并且集中，因此其相对于府城来说就更具有集聚性。第二，如果是同级城市，则哪个城市距离更高级的城市更近，其城市性就更大一些。以两个县城A和B为例，如果A县城与省城相邻，B县城距离省城较远或者中间相隔一个以上的县城，那么距离省城较近的A县城就会更具有城市性。第三，一个区域中，交通对城镇的发展至关重要，处于交通要道的城镇会比处于其余的县城更加城镇化。

雁北地区城镇基本上符合“施坚雅模式”。雁北地区的市镇大致有两种类型：一是市口镇；二是一般性市镇。市口镇一般为雁北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交易地，服务面积更为广泛；一般性市镇多为汉族自己的贸易地，多服务于本区域内的居民。明代雁北地区的市口镇主要有右玉杀虎口、弘赐堡(今大同正北）、镇羌堡、得胜堡、和新平堡(今天镇县东北）。清代，虽然汉蒙边境战争平息，但是这些市镇仍然具有重要的作用。清乾隆中期由于边境裁兵和世贸活动的北移，这些市镇延续下来的不是很多，出现了新的市口镇。

由于清代雁北地区集市史料的缺失，本文没有将各个时段的集市资料收集完整，但是从上表中我们可以得知：雁北地区的集市多分布于山地，盆地区域的集市资料较少；但是从城镇集聚的角度得知县城集市的辐射能力远远大于农村，同时大同、浑源和灵丘等地的集市较多、发展较好，这也从侧面验证了虽然本文的资料显示山地集市多，但是市口镇依旧是大同、右玉等重要处于贸易前沿的重镇。

雁北地区自雍正三年改制后，主要的城镇有大同、宁武、代州、保德、浑源、应州、天镇、广陵、平鲁、左云、崞县、繁峙、右玉、忻州、朔州、偏关、五寨、定襄、五台、河曲、阳高、灵丘、山阴、神池、怀仁、静乐。这些主要城镇除了浑源、神池、右玉和平鲁外，其余的城镇均分布于雁北的河流沿岸或者支流上。这些河流在古代不仅为城镇提供了饮水和防卫的作用，而且方便了这些城镇的

通运输。同时，右玉虽然没有河流，但是其境内的杀虎口是历史上重要的交通要道。这些城镇依靠交通的力量集聚起来，成为了该区域重要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

本文得出雁北地区城镇集聚的三大特点：第一，雁北地区的中心为大同府，虽然朔平府和宁武府在等级上与大同府处于同一等级，但是由于大同地处晋蒙、中俄贸易的交通线上，并且是“九边之首”，为该地区最大的行政中心和经济中心。

第二，从清代能代表城镇发展程度的集市资料中得知，雁北地区的市口镇为该地区的贸易中心，如大同府、杀虎口等市口镇，是该地区商品的主要集散地，一般性市镇为区域内的商品的集散地，如灵丘县、浑源州的集市，虽然集市众多，但是多服务于本区域内。第三，由于资料的缺失，无法对雁北有一个完整的认识，但从本文的资料中可以得出：雁北地区总体上发展比较平均，并且城镇处于该地区的主导地位。

03结语

雁北地区地处黄土高原，境内多为山地和丘陵，城镇密度比较稀疏，多集中于河流、交通要道处，这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雁北城镇的集聚。雁北城镇在布局上基本符合了“施坚雅模式”，雁北地区对内依靠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了大同、代州和右玉杀虎口三大城镇集聚区，对外地处汉蒙、中俄中间地带，成为了晋蒙地区最为重要的商品集聚地和商品中转站，促进了晋商的发展和城镇的进一步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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